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根據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接收台灣。雖然在國際法上並未完成主權的移轉，但實質上台灣則被中華民國國內法持續統治。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內戰失敗，失去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敗逃到台灣。應該如何解釋這樣的國家體制呢？
▌遷佔者體制的形成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認為1949年蔣介石帶領上百萬軍民敗退來台，就台灣人口的構造而言，這是一大變化，就政治上的意義而言，蔣介石繼鄭氏政權之後，在台灣建立一個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中華民國。
而以美國比較政治學家Ronald Weitzer的「#遷佔者國家」 (Settler State)解釋中華民國統治台灣體制的，最早是社會學學者張茂桂引進的：「由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民所建立的國家；遷佔者所建立起的政治系統，對於原來遷出的祖國，他們或者是實際上，或是法理上均已經獨立；這個系統的目的是爲了保有遷佔者的政治優勢地位。」
問題是，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長期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否認定自己是獨立於中國的國家，是否以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思維進行在台灣的統治？
早稻田大學教授若林正丈，修正了Ronald Weitzer的定義，主張若以某種型態脫離其母國掌控，且持續對土著集團保持其優越性的話，則遷佔者國家仍可成立。而因為中國內戰的結果，造成國民黨政權在台灣長期統治，在對外事務上，具有一定程度如同獨立國家的作為，也可以說出現了遷佔者國家之政體。
簡單來說，台灣的狀況大體上是Ronald Weitzer定義的「遷佔者國家」，但是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體制的特殊性，又有些許不同。
▌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斷裂與連續
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收台灣以後，同時統治中國大陸與台灣，重組了台灣戰前的對外關係，使台灣在4年間與中國維持了密切的連帶關係。不過，在1949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陳誠在省主席任內就某種程度上，開始切斷或是管制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繫，以下擬針對人口移動和經貿活動兩個部份進行討論。
一、中國大陸人民來台的管制
隨著中國大陸情勢的急速惡化，欲渡海來台的人為數不少，為了避免反對派人士或敵對力量入台，陳誠以行政裁量方式，強力執行入境管制。1949年2月1日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之時，即針對戡亂期間實施「台灣省出入境旅客登記辦法」實施成效不彰的問題，加以強化，並增加三點規定：
軍用飛機輪船及各機關包機差船，載運軍人及其眷屬旅客入台，均應接受派駐港口機場執行旅客登記人員之檢查。
搭乘軍用飛機輪船及各機關包機差船之軍人及其眷屬旅客等，均應按照戡亂期間台灣省出入境旅客登記辦法，登記辦理。
軍用飛機輪船及各機關包機差船乘客，不受檢查登記或有辱港口機場執行旅客登記人員者，軍人送警備部法辦，其他人依法究辦。
同年，2月12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進一步公布「台灣省入境軍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3月1日開始實施相關措施。
對此，陳誠表示：「入境辦法最大的作用，有一方面防止共諜的潛入，使中國的滲透戰術無法施展於台島，同時並預防人口的過分增加，以減輕台民的負擔。所以這個辦法實無 異是台灣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一個重要防波堤。」
立法院對陳誠以行政裁量頒布命令，限制人民入境台灣，雖然表示不滿，而於4月5日討論廢止的問題。但5月初，陳誠更強化管制措施及省政府主導的地位，除非得到陳誠主政下台灣省政府的同意，否則幾乎得不到入境許可，而行政院則於6月8日通過准許台灣省政府試辦台灣區入境辦法，在行政上支持陳誠的措施。
二、台灣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的中斷
戰後台灣維持了獨立的通貨制度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建構貨幣的防火牆，避免被中國大陸混亂的經濟波及。因此，在舊台幣與法幣之間設制了匯率，通過調整匯率來控制兩地的貿易收支和物價，以求得經濟穩定。
但是，由於外匯行市的調整跟不上實際形勢的變化，舊台幣對法幣（及其後的金圓券）的匯率常常被大幅度低估，通過進出口貿易產生的匯兌帶來了通貨膨脹的效果。而且從匯票、匯款及通匯方面，中國大陸通貨膨脹也波及到台灣。
1948年12月，中國大陸金圓券改革失敗以後，巨額資金迅速流入台灣，透過匯兌導致台灣的通貨膨脹更加激烈起來。而從1949年初到新台幣改革為止，金圓券對（舊）台幣的貶值更加嚴重。從1948年8月19日，行政院決定1金圓券兌換台幣1,835元，到1949年5月27日，（舊）台幣和金圓券最後公布的匯率成為1：2,000。在目前可以查到匯率狀況，短短9個多月台幣對金圓升值了367萬倍。
整體而言，造成戰後台灣財經問題的重要原因，主要是（舊）台幣與中國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以及中華民國發行的金圓券進行由中央政府決定匯兌政策和匯率之下的交換所導致的結果，而除了金融的往來之外，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關係，由於同時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密切地往返、連結，使得台灣的財經問題更形嚴重，加上中央政府長期以來要求台灣墊付中央在台機構（包含中央的國營企業）所需的經費（代墊款），更使得問題雪上加霜。
而陳誠推動的新台幣改革，在過去常常被放大在一新台幣兌換四萬舊台幣的課題上，而忽略了新台幣改革之所以改革成功，實際上，與四萬比一的匯率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新台幣改革得以有效推動，是建立在切斷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同時在中央以黃金撥回的部份代墊款作為準備，使得新台幣的發行較之前的台幣穩固許多。換言之，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在新台幣改革之後，才得到制度性改善的契機。
就經貿關係而言，就在新台幣幣制改革的第二天，陳誠主政下的台灣省政府下令停止與金圓券及中國大陸其他貨幣的匯兌措施。此後，台灣雖曾恢復與中國大陸通匯，但是不僅時斷時續，而且商匯更見限制。加上中共政權已經逐漸控制了中國大陸的大部份區域，因此，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幾乎中斷。
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敗逃到台灣後，不但嚴格管制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更曾經試圖封鎖、抵制中國大陸對外的經貿。
▌中華民國統治台灣體制的「正當性」論述
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有兩個主要的正當性論述。
一個是作為國際上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此一外在正當性的支持下，雖然號稱在台灣實施憲政，但是卻不進行定期大選，而由中國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延任，以「萬年國會」繼續行使職權。
其次，則是宣稱在台灣實施民主，希望透過選舉建構統治台灣的內部正當性。雖然，透過選舉無法決定執政者(的更迭)，此種選舉並不足以構成民主的要件。但是，如果沒有選舉，則前述的民主要件更不可能具足。
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後，台灣實施地方自治的外在環境已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變。由於中華民國此時亟需外援，而欲爭取美國的支持，建立民主改革的形象是其中一個要件。
從台灣內部政治發展的歷史切入，「一個中國」作為國民黨當局統治台灣的「意識形態」，當中華民國政府作為唯一中國合法代表的論述，在國際政治舞台的接受性越高，台灣內部民主化的要求，甚至有限度的民主改革主張，在國民黨當局主導的政治運作下，往往遭到壓制。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吳乃德，在威權體制的架構下，以 #威權恩庇體系（Regime Patronage System）的角度進行探討，是最常被引用的研究。吳乃德的研究指出，國民黨當局並未採取一元的控制方式，而是透過政黨侍從主義（Party Clientelismm）與選舉侍從主義（Electoral clientelism）的二元方式，由中央層級的政治菁英提供資源與利益，組織地方政治人物，而地方菁英則在選舉當中以選票作為回報。
前者係掌握整個中央政權及黨國權力，不經民主選舉，而欠缺民意基礎，至於其流動的根據，基本上係來自中央統治的菁英（特別是外省權貴）。而整個中央政治體系的維繫、運作，實際上皆非民意所能決定，作為政治强人的蔣介石，則是重要人事、政策的拍板者。
基本上，吳乃德的研究可以相當程度說明，國民黨當局在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之前的統治狀態。從現實政治體制的運作來看，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號稱行憲，實際上又以強人意志主導，透過「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等與憲政原則違背的法令體系，鞏固「領導核心」，遂行強人威權統治。
▌二重侍從體制與「外省籍」菁英的優勢地位
二重侍從體制基本上以台灣省政府作為劃分的界線，省議員及各縣市首長、議員及其下各種民選公職人員地方菁英，除非得到中央有力人士的青睞，是無法上升成為省政府及中央政府層級的黨國菁英。
而國民黨改造以後，透過黨政運作，地方黨部已經可以介入地方政治的運作。加上選舉的提名運作，以及地方派系的競爭，使中央層級的政治菁英權力可以往下滲透，在某種程度掌控地方政治。換言之，在此一侍從體制運作下，掌控中央政府層級的外省籍菁英，擁有絕對的優勢地位。
而在公務員體系中，1950年代初期高階的公務員多是隨國民黨政權從中國大陸來台人士。縱使以後舉行考試，一開始出身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本土菁英一開始受限於中文能力，無法在公務員考試得到立足點平等的競爭機會。而在台籍菁英擁有較佳中文能力之後，透過高考以過去國民黨統治中國的省份，作為錄取名額上限的標準（省籍定額錄取制），而台灣此時則作為國民黨大中國想像的其中一省，因而， 台籍錄取名額仍屈指可數，制度性打壓台灣人進入文官體系。
縱使另外擧行沒有省籍限制的考試，名額仍相當有限，而在錄取後不分發任職的時代，也影響台籍菁英在中央服務的機會。1972年楊基銓出任經濟部次長，是首位台籍財經部門最高文官，而在出席經濟部各單位主管會議時，更是唯一一位台籍高等文官。換言之，不僅在政治任命的職位，連在一班文官系統，主要仍由外省籍菁英所掌控。
政治的力量自然也影響經濟部門，考察國家經貿政策扶植的對象，以早期的進口替代時期的紡織業為例，幾乎由來自上海、山東的業者包辦。台籍菁英創辦的台南紡織，得透過關係持續爭取，最後才得以設廠。
#歷史上的今天 #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