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規模最大的政治案件
1952年12月28日,國防部出動數千名軍警情治人員,包圍臺北縣石碇山鹿窟山區(今新北市石碇區光明里),大舉搜捕台共組織「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總計逮捕896位當地居民與少數台共成員幹部,史稱「鹿窟事件」。
#黨國統治腐敗_促使共黨組織興起
台灣的共產黨組織,最早出現於日本殖民時期,由日本共產黨指導成立,正式名稱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黨綱包括,台灣民族獨立、建設台灣共和國、反對新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維埃聯邦與中國革命。
全盛時期,台共一度掌握左傾之後的「臺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影響當時台灣的社會運動發展,並且與政治光譜上歸屬右派的團體——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民眾黨、林獻堂領導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互別苗頭。
1928年至1931年之間,日共、台共後先後遭遇日本政府鎮壓搜捕而近乎瓦解,但是同屬東亞共產勢力的中國共產黨,卻在中國軍閥內戰及二次大戰過程中穩定成長,部分台共殘餘人員轉而加入中共。1946年,中共指派蔡孝乾擔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重新發展台灣的共產黨組織。
當時台灣正處在國民黨貪腐無能的治理之下,民間累積許多怨氣,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社會氛圍越來越強烈。二二八事件前後,許多台灣知識分子,痛恨國民黨之餘,轉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產生好感,「臺灣省工作委員會」藉機大舉拓展組織工作。
曾有「台灣第一才子」美名的 #呂赫若,以及曾在北京任教,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明治大學研究所的左翼青年 #陳本江,便是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加入蔡孝乾的共產黨組織。
#台灣人民武裝保衞隊
1949年8月中旬,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所辦理的地下報紙《#光明報》被破獲,負責開設印刷廠,印刷左翼報刊的陳本江、陳通和兄弟,與呂赫若等台共成員,在該年9月抵達石碇山區躲避情治人員追捕。陳本江兄弟觀察環境後,決定以鹿窟周邊山區作為基地,重新發展組織,並且吸收當地村民、礦工,成立名稱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衞隊」的共產黨組織。
陳本江、陳通和等人向當地民眾宣導國民黨統治的弊端,利用山區村落封閉的人際關係與「結拜會」兄弟情誼,輔以脅迫、利誘或哄騙的方式,吸收智識程度不高的鹿窟村民參與地下組織,在鹿窟山區建立以陳本江兄弟為首,上對下位階森嚴的指揮體制,由十多位台共幹部與當地民眾分別擔任指導員、聯絡員、戰鬥員。
據訪談及口述歷史資料指出,為了鞏固領導權,陳本江兄弟數次下令殺害組織中疑似叛變或不服從指令者。
#戒嚴時期最大規模封山圍捕
1952年11月,情治人員破獲「#臺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案」,連帶搜出「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幹部名冊,並且埋伏逮捕擔任鹿窟聯絡員的汪枝。情治單位逼供後獲得「鹿窟基地」情資,發現東北部山區存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石碇山區的鹿窟便是其中之一。
該年12月28日夜間,國防部下令台北衛戍司令部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台北縣警察局跨單位動員3,800餘人(國防部推估)至10,000餘人(民間人士宣稱),對鹿窟山區展開包圍搜捕。
「台灣人民武裝保衞隊」成員試圖以礦坑炸藥改製而成的土製手榴彈、地雷與少數老舊槍械進行反抗,但是因為多數武器粗製濫造、人員沒有正規戰鬥訓練,因此並未真正發生組織性的抵抗,有2人在搜捕過程中被擊斃,鹿窟周邊山區很快就被軍警嚴密控制,情治人員隨即展開清查審問。
#幹部安全下莊_村民死傷慘重
據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軍警總共逮捕896人,押送至作為前進指揮所的鹿窟菜廟(今光明寺)進行審問,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無辜受牽連的山村居民。情治人員以倒吊、毒打、手指插鋼針、拔指甲、凌虐至重傷等殘酷手段刑求逼供,許多人從此留下殘疾或精神失常。
台灣最早對鹿窟事件進行系統性研究的學者張炎憲,同樣紀錄了情治人員以不人道手段對鹿窟山區民眾進行逼供的研究結果。
情治單位將231人移送軍事審判,以不符正常司法程序的方式,草率判決93人有罪(死刑28人、無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64人),此外,有19位年輕村民,遭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本名郭守紀)假借「自新運用」名義違法拘留,淪為谷正文及保密局幹員的私人奴僕,長達數年之久。學者張炎憲的研究則指出,鹿窟事件遭槍決者35人,另有98人遭判刑。
作為鹿窟基地首腦的陳本江、陳通和與幾位核心幹部,遭遇軍警圍山搜捕時,曾嚴令基層人員「不得背叛」,後來卻拋下其他人展開逃亡,直到兩三個月之後才陸續被逮捕。情治單位為了套取情報,以提供「自新」機會,引誘陳本江兄弟供出所知的共產黨組織網絡,讓陳本江服刑三年便能出獄。
諷刺的是,部份涉入地下組織的鹿窟村民,自認基於道義與人情義理,即使經歷殘酷刑求,仍堅持不肯透露「師傅與師兄」,最終被判處死刑。鹿窟周邊村落也因為這場鎮壓,大多數居民流離失所。
#以反共之名鞏固獨裁統治
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以反共為名,實際上則是為了鞏固蔣介石獨裁統治。黨國體制真正害怕的是,如同二二八事件那樣的大規模人民起義事件,因此對台獨運動與基層人民格外殘酷嚴厲,對真正的共產黨幹部,卻常常輕輕放下。
1950年代國民黨搜捕在台的共產黨組織,對幹部層級祭出收編手法,給予「#自新」機會。部分台共幹部經國民黨吸收加入「對匪作戰」,例如原台共領導人蔡孝乾,最後官拜陸軍少將、調查局副局長。然而,對於台共基層或外圍組織人員,或者只是同情左翼思想、閱讀相關書籍的知識份子,黨國往往採取嚴厲殘酷的鎮壓手段,甚至不惜牽連無辜民眾。
「幹部安全下莊,村民傷亡慘重」,鹿窟事件的差別待遇,反映出獨裁者的統治邏輯。
#1952年12月28日
#鹿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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