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生律師（1934年－1997年6月22日）出生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北市大龍峒的教師家庭。林敏生就讀於建國中學初中部及高中部，1952年考取臺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通過當時合格律極低的律師國考。
林敏生在1965年成立「#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TIPLO)」，此後開始全力投入專利、商標案件。憑著年少時期奠定的日文基礎，以及後來自行苦練北京話、英文，讓擁有多種語言能力的林敏生，得以發展國際人脈，開拓海外市場，逐漸走出一條當時台灣律師界少見的跨國專利代理人之路。
走在時代尖端的林敏生律師，眼見歐美國家紛紛發起成立專利代理人跨國組織，於是在1969年，與日、韓法界友人共同組成「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APAA)」，隔年林敏生代表APAA出席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年會，接著集結國內同道，在1971年成立APAA台灣總會。
當時中華民國（ROC）失去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也是國民黨蔣氏政權外交最失敗的時刻。APAA作為國際性專業組織，參與的會員國越來越多，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PRC）方面注意，有意爭奪「中國」代表權。
林敏生律師運用國際人脈居間折衝溝通，巧妙拒絕有辱台灣國際地位的名稱，確立以 #Taiwan 為名，持續保有會員地位。
這段參與國際組織的經驗，讓林敏生成為台灣律師界國際交流的重要窗口。後來「泛太平洋律師協會（IPBA)）」成立，中國不斷想矮化台灣的國格，參與成立工作的林敏生律師，再次以靈活的手腕、堅定的立場，捍衛台灣自主地位，拒絕接受「Taiwan, China」，堅持以Taiwan作為會員名稱。
黨國統治的年代，為了穩定控制法律界，國民黨在法院、檢察體系內設立「黨部」，過去台灣民間長年譏諷「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其來有自。
據促轉會於2020年揭露資料顯示，戒嚴時期司法人員「黨化」，擔任過各級法院院長的高階法官中，有七成以上具有國民黨黨籍。
國民黨政權也將黑手伸入律師界。1961年開放軍法官經「檢覈」後轉任律師，導致律師界充斥許多擁護黨國的保守派律師。國民黨長期協助軍法官律師掌控各縣市律師公會，當時登錄名額占全國律師七成的「#台北律師公會」，每逢理、監事改選，必定由「軍法派」大獲全勝。
在陳傳岳、周弘憲、顧立雄、黃瑞明等改革派律師多次邀請之下，當時事業有成，已成為律師界大老的林敏生，於1989年投入台北律師公會改選，出面領導國考合格的「文聯團」律師，對抗勢力龐大的軍法派律師。
林敏生律師運籌帷幄，出面整合各方律師，最後大獲全勝，成功終結軍法派壟斷台灣最大律師公會長達40年的局面。林敏生也出任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積極落實競選承諾，投入多項社會改革倡議工作。
九零年代台灣剛剛解嚴，以往被黨國長期鎮壓、噤聲的政治改革訴求，一時間大量湧現。
1990年6月22日，李登輝總統為回應野百合學運，召開第一次憲改國是會議，林敏生擔任理事長的台北市律師公會，提出包含廢除國民大會、廢除考監兩院、建立責任政治體制、落實地方自治、承認台灣與中國國土分裂事實等十大憲改訴求。
以往律師公會被軍法派把持，一向不觸碰現實政治議題。在林敏生帶領之下，台北律師公會公開批判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反對軍人干政。1991年，台北律師公會響應「一○○行動聯盟」，針對刑法內亂罪修廢爭議，提出建議方案，成為後來修法的最大公約數。
林敏生敬佩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而長期流亡海外的 #彭明敏教授，藉著邀請台大校友公開演講的名義，協助彭明敏在1992年返回台灣。
為了壯大司法改革力量，林敏生律師串連實務界及學術界組成「司法改革運動聯盟 」，推動建立法官評鑑制度、杜絕黨政軍介入司法審判，提出民間版律師法修正案，倡議「律師自治」。
有鑑於威權統治時期，黨國黑手主導司法體系，導致台灣人民普遍不信任司法。1995年，林敏生出面集結律師公會全聯會、各縣市律師公會及台灣法學會，合辦「民間司法改革會議」。
林敏生律師主張台灣司法改革必須從人民的角度出發，司改運動必須是民間的、行動的、持續的，因此大量挹注人力、物力，發起並成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後來司改會逐漸發展為台灣最重要的NGO之一，在許多人權議題倡議工作上，都可以見到司改會的努力與貢獻。
林敏生律師自詡為「#法律企業家」，憑著個人獨到眼光及勤奮努力，事業有成，建立大型專利法事務所。適逢台灣邁向民主化發展，林敏生出面領導年輕世代的法律人，投入公共議題倡議工作，推動司法改革，為9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帶來重要的知性力量，打破「法律只為有錢有勢者服務」的刻板印象。
1997年6月22日，林敏生律師因肝病過世，社會各界緬懷他對於司法改革運動的貢獻，尊稱為「#民間司法改革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