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被官方認定為「暴亂」的光州事件，如何進行平反與究責？
【光州事件的 #責任追究】
1990年7月，盧泰愚結盟在野黨領袖金泳三、金鍾泌，推動三黨合併後成為一個獨大的執政黨。
由於政壇情勢轉變，盧泰愚政權統治穩固後，面對南韓民間呼籲平反的聲浪，盧泰愚推動立法補償光州事件相關受害者，並且將光州事件定位為南韓「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但是仍然主張軍隊鎮壓是「#適法行為」。
直到1993年，#金泳三 當選南韓首任文人總統（任期：1993年2月25日－1998年2月24日）。金泳三發表「五一三談話」，明確定位自己是「繼承光州精神的民主政府」，將光州事件正名為「518光州民主化運動」，並且把全斗煥發動政變和屠殺光州定調為「軍人叛亂與內亂」。
在民間團體不斷倡議、訴求並且施壓之下，金泳三在1994年同意執行「#歷史導正（過去清算）運動」。
金泳三政府制訂兩項特別法：「518民主化運動特別法」、「破壞憲政秩序犯罪之公訴時效特別法」作為法源依據，隨即由特別檢察官逮捕、起訴兩位發動政變與屠殺光州的前總統，導正歷史，還給人民公道與正義。
最終 #全斗煥 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盧泰愚 十七年徒刑定讞。1995年12月兩位前總統入獄服刑，直到1998年2月，新任總統 #金大中（任期：1998年2月25日－2003年2月24日）在金泳三的建議之下，以族群和諧與和解為由，給予特赦。
朱立熙老師談到，南韓轉型正義初步階段，對於過往歷史清算與加害者責任究責，在金泳三及金大中兩任總統任內大致完成。
由金大中本身就是政治受難者，因此他就任總統後繼續推動轉型正義，制定「民主化運動關聯者恢復名譽及補償之法律」，擴大政治受難者平反工作。
在威權統治時期，南韓中央情報部各種無惡不作的政治迫害行為，製造出許多類似台灣「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的離奇死亡案件。
金大中成立直屬於總統的「疑問死真相追究委員會」，展開調查工作。2001年，南韓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受理陳情，從事人權問題的監視、調查、糾正。
朱立熙分析，南韓轉型正義的推動與民主化息息相關，人民透過社會運動催生「#過去清算」，具有高度社會認同；而在野黨在民主化期間成熟茁壯、政黨的政治選擇與歷史使命，以及政治人物的權謀算計，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南韓轉型正義的推動。
【台韓國家暴力的比較】
在談到南韓與台灣民主化過程的比較時，朱立熙老師認為，兩國人民同樣經歷國家暴力帶來沉痛傷害，台韓國家暴力的本質，都是統治集團為鞏固權力而動用國家公權力的軍隊，大量殺戮造成悲劇。
兩國歷史發展有如「難兄難弟」，戰後台灣有二二八大屠殺，南韓則有濟州四三大屠殺；台灣有長達38年的戒嚴；南韓有三任長達39年的獨裁；台灣有白色恐怖，南韓有保導聯盟；
光州事件背後隱含的慶尚道與全羅道地域性歷史仇恨，而二二八事件則與本省、外省族群衝突有關。但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相對比較複雜，帶有文明與文化衝突的因素；光州事件本質上仍屬「同族相殘」，二二八事件更偏向是新來的殖民者鎮壓當地人民。
【台韓轉型正義的比較】
朱立熙引用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理論指出，需要清算的威權遺緒包括：「#制度性遺緒」（政治化的軍方、線民密佈的社會）、「#行為性遺緒」（迫害人權與貪腐斂財等）、「#意識型態性遺緒」（反共教條與神格化崇拜領袖）。
有關南韓與台灣轉型正義執行的比較，朱立熙老師認為，南韓制訂「特別法」作為補償與追訴的法源依據；而且明文規定，對於「破壞憲政秩序之犯罪不受公訴時效之限制」。
南韓追究全斗煥、盧泰愚兩任總統的責任，引近國際人權觀念，以叛亂罪、內亂罪、內亂目的殺人罪、違反人道罪起訴獨裁者，歷時15年，完成對於光州事件的過去清算。
反觀台灣，包括二二八事件在內許多政治案件長期被掩蓋，直到數十年後才啟動研究，真相揭露至今仍然非常不足；台灣轉型正義也未明確指認誰是加害者，更遑論責任追究。
無論是陳水扁總統拜會王昇、蔡英文總統參加七海園區啟用儀式，無非反映出台灣民主化後，政治領導人以促進和諧為名義，實則缺乏「清算過去」的決心，台灣轉型正義的執行成果，令人感到遺憾，也讓長期研究南韓政治發展的朱立熙感到非常挫折。
朱立熙認為，台灣轉型正義執行狀況不佳，導致「意識形態遺緒」持續存在於台灣社會，才會發生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學者陳翠蓮教授，在公視董事審查會議上，被批評是「撕裂社會」、「破壞和諧」。
【清算過去與轉型正義】
朱立熙指出，民主化國家推動轉型正義，執行「過去清算」，是透過法律與正當機制，並設立國家層級的人權保障機構來進行，與中國共產黨用來報復及鬥爭的「清算」，兩者完全不同。
執行二二八事件的過去清算，不是要報復，也不是要抄家滅族，更不是要撕裂族群，而是為了追求真相。主張維護和諧而不要再進行調查、追究，都是加害者不敢面對現實的託詞。
追究責任並非針對特定族群，不是全部外省人都是加害者，也不是本省人都是受害者。執行轉型正義要先了解真相，將心比心，才能談和解共生，因此，從南韓的經驗來看，清算過去與導正歷史，是為了族群和解與和諧，是為了建立共識與文化。
如果消極處理「過去清算」，將使民主政府的支持勢力離心離德，並失去人民的信任。透過立法與建立機制，讓蹂躪人權與大屠殺的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在台灣的土地上，才能夠讓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在此安身立命。
講座最後，朱立熙指出，台、韓同為東亞民主化成功國家，韓國的經驗可以當成台灣的他山之石，政府應許一個可以「向前看」的未來，在「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外，台灣還需要「#真相和解委員會」，期待透過人權教育傳承，推動台灣的「人權文化運動」，藉以重塑我們的新文化與價值觀。
紀錄｜和平基金會 林志鴻 陳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