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聰敏，1934 年 5 月 2 號生於彰化二林。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謝聰敏在研究所就讀時，參與 1964 年彭明敏、魏廷朝《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起草，自己擔下全部責任，後被逮捕判處死刑，所幸雷震等民主人士以及美國駐台大使館的營救，而存活下來。仍遭判處 10 年刑期，受到獄方虐待，自不在話下。出獄後，又被誣陷參與 1970 年、1971 年兩起爆炸案事件，再度被逮捕。
1987 年解嚴之後，謝聰敏投入民主化活動，2000 年曾任國策顧問，把生命的半個世紀都給了台灣社會，為台灣民主化運動偉大奉獻者。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謝聰敏在就讀政大研究所期間，看不慣校園內對非國民黨員的排擠和欺壓，決心挑戰中國國民黨的統治。當時解嚴時期，政大對學生的言論箝制管控很深，直到今日政大的學生還會戲稱以前的政治大學是「黨校」。
謝聰敏生在彰化二林，一輩子沒去過中國，自然對國民黨的大中國主義感到陌生；明明對岸不是他的祖國，為何要一天到晚在課堂上學習如何反攻大陸呢？謝聰敏秉持知識分子的良心，無法坐視不理，決心以他的政治學專業，對抗國民黨這個充滿謊言的政治體制。
1964 年 9 月 20 日，謝聰敏、魏庭朝和彭明敏三人因為撰寫發印《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遭到逮捕。謝聰敏回憶道：「警察一下子就衝上來，一拳就打在我的胸口；我們好像做了一件事，但好像失敗了。」
在戒嚴時期反抗政府的下場，通常都是刑求和毒打，輕一點的可能和社會隔離10年，嚴重點的可能就成了槍下亡魂。謝聰敏繼續說：「我就是準備去坐牢的嘛，才有這個覺悟的，我準備好了。」
#首次入獄_責任苦處自己全擔起來
1964 年～1969 年是謝聰敏首次入獄的時間。謝聰敏遭到警方上銬，送往警總的拘留所。謝聰敏、魏庭朝、彭明敏三人各一間房。用嚴密的水泥牆隔開他們，以防止他們串供。在互相看不到彼此的情況下，國民黨特務就開始利用心理戰，嘗試擊潰他們的心理防線。
據謝聰敏回憶道：「當時警察就跟我說：『你主要對付的是彭先生，我們主要的是要咬彭先生，他不應該叫學生做這種事情。』…我不回答，也沒有回答接受還是不接受。」
警方發現心理戰對謝聰敏無用，所以一拳就打在了謝聰敏身上。謝聰敏強忍著痛，還是沒有把戰友的事供出來。眼看謝聰敏嘴硬，警方就把謝聰敏綁在小床上，使勁擊打他的腳，直到腳踝以下都潰爛了，血肉和褲子粘在一起。
據謝聰敏回憶道：「他們還拿什麼藥水，叫我把褲子上的血洗掉；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逼我講出這文章誰寫的。」
謝聰敏心一橫，決心擔下責任，大聲講出這文章是他執筆的。這句話讓謝聰敏成了三人裡面刑期最長的一個人。
#二度入獄_誣陷刑求
1969 年 6 月，謝聰敏出獄，他表面上重獲了自由，但生活當中還是充斥著特務的監視。親朋好友都不敢接近他，深怕受到牽連。
謝聰敏原本不想再碰政治，但現實的壓力讓他幾乎活不下去。在沒有退路的狀況下，他決心為了人權和自由抗爭到底。謝聰敏回憶道：「實際上國民黨對政治犯就是如此的嚴酷，我已經沒有回頭的餘地，所以我就幹到底。」
1970 年發生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與 1971 年 2 月 5 日台北美國商業銀行接連發生爆炸案。謝聰敏再次受到牽連。明明和謝聰敏幾乎無關的案件，就被國民黨安上了莫須有的罪名，1971 年 2 月 23 日又再次抓回監獄裡服刑。謝聰敏回憶道：「赤裸裸的暴力，他（指警方）也知道跟我客氣沒有意思了，開始就是一拳就打過來了。」
有了第一次的牢獄紀錄，這次國民黨再也不跟謝聰敏客氣了。能用的刑求虐待方法全部都用上了。謝聰敏說：「有一種刑求叫做鳳凰展翅，就是把手放在後面銬起來；然後把我旋轉，直到我兩個肩膀都脫臼。」
這些刑求，造成了永久且不可逆的傷害。直到出獄後謝聰敏的肩還時不時的疼痛，導致他需要復健一輩子。除此之外，牢房的環境潮濕且惡劣。謝聰敏還得到腹膜炎。要求保外就醫的請求也被駁回，讓謝聰敏差點死在獄中。
為了讓謝聰敏徹底服從，還把謝聰敏關在單間押房，讓他失去語言能力，患上嚴重的思覺失調。謝聰敏只能靠著大聲朗讀書上的文字，極力讓自己脫離精神崩潰的臨界點。這些痛苦的遭遇，並沒有把謝聰敏打垮，反而促使他把受難者的經歷寫下來。
值得一提的是，謝聰敏被逮捕不久後，透過隔壁房的獄友日本人小林正成（1971 年 5 月 17 日在台灣散播台灣獨立的宣傳單而被捕，同年 10 月蔣介石政權被驅逐出聯合國，不再具有中國代表權）8 月 13 日出獄之際，偷偷把他用英文寫的小紙條帶出牢。
小林正成回到日本後，透過台獨聯盟日本本部，將謝聰敏託付的紙片寄給當時人在美國、時任台獨聯盟主席的彭明敏教授。不過彭明敏研判，若立即發表謝聰敏的書信，很可能會讓人在獄中的謝聰敏遭受蔣氏政權殘酷報復，經評估後，暫緩公開。
在得知謝聰敏即將被判處死刑，台獨聯盟於 1972 年 3 月 18 日在《紐約時報》刊登出來。在國際媒體與人權壓力下，謝聰敏才得以保外就醫、免於一死。
#出獄之後
謝聰敏在 1977 年 9 月二次出獄後，過著如同漂鳥般的生活，他只能待在相對安全的美國，並在 1986 年擔任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的副會長。
1986 年他與許信良等人曾試圖闖關回台未果。直到 1987 年解嚴之後，海外仍有許多黑名單人士不能回到台灣。1988 年流浪在外的謝聰敏，獲得了回國許可，大批民眾在桃園中正機場迎接他的回歸。為他接機的民眾貼心的為他舉起標語「人人都有權利回家！」。
如果說蔣中正看到的鮭魚是逆流而上的奮鬥；那麼，謝聰敏看到的鮭魚就是洄游的勇氣。他回到台灣，他的家鄉；他決定以畢生的受難經歷，告訴台灣人民主、人權的可貴。他加入了反抗國民黨暴政的政黨 ─ 民主進步黨，為台灣政治盡一份力量。
2000年，政黨首次輪替。謝聰敏成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任期內致力於轉型正義，與受難者平反，人生的晚期全部都奉獻給了台灣社會。
2019年，在奔波一生之後，謝聰敏的生命也到了終點，回顧他的一生，謝聰敏都是為了台灣民主化與脫離黨國體制打拼努力，是台灣社會中負重前行、令人感佩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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