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慶龍於1929年11月17日生，生命跨越日本殖民時期和國民黨極權統治時代，為彰化縣北斗鎮人。幼時深受成長環境影響，使鄭慶龍學習日語的時機比他人早許多，對日後就學之路助益甚大。
然而，勉強得以安生的歲月因政治局勢的異動，產生極大的變化。1945 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中華民國代表盟軍接管台灣，原先鄭慶龍對「回歸祖國」相當期待，隨即因國民黨軍隊的紀律敗壞與社會上的差別待遇、經濟亂象，以及法西斯式的強人威權統治手段等等，鄭慶龍的祖國之夢因而破滅。也因為鄭慶龍對國民黨之黨國統治的些許批判，遭人密告後，幽於纍紲達4年之久。
＃求學階段
鄭慶龍的父親擔任彰化社頭鐵路副局長，他從小住在鐵路局的宿舍中，與日本人的接觸較他人頻繁，提供鄭慶龍學習日語能力之良好場域。就讀中學時，因考量家境狀況，選擇報考台中師範大學，並成功錄取，度過一段相安無事的年歲。
然而，隨著戰爭一觸即發，鄭慶龍與其他同學們一同被政府動員，擔任「學徒兵」，挖戰壕以防美軍登陸。日本於1945 年投降後，台灣出現政權交替空窗期，台灣部分學生開始對平時對待台灣人不公的日本老師、同學進行清算，甚至出現老師與學生地位顛倒之事例，儼然進入革命鬥爭時代。不過，鄭慶龍仍十分尊師重道，與日本人老師保持著良好關係，並持續聯絡。
＃從期望到失望
鄭慶龍如同一般台灣民眾，初始對中華民國的到來有著極大的期盼和理想。史明曾指出，當時的人流於「空想漢族主義」和「觀念上的祖國論」。國民黨軍隊之邋遢、毫無軍紀，以及國民黨施行的洗腦教育，讓當時的台灣 人錯愕不已，鄭慶龍亦不例外。此外，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因為治理無能導致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語言政策之「剛性推移」，使甫脫離日本殖民的台灣人心理更加憤恨不平。
1948-1949 年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節節敗退，逐漸撤遷臺灣的中央政府機構與人口日增，受國共內戰牽連的台灣，陷入臺灣的財政及金融危機，惡性通膨下，銀行的紙幣已無法應付物價上漲之速度，台灣人民生活顯現慘澹景況。
＃閒談隨筆的代價
畢業後當老師的鄭慶龍，雖擔任光復國中的教職，但因當時經濟光景黯淡，不久便離職，至台北「經濟合作總署」上班。1949年5月，鄭慶龍遭捕。事後回憶，鄭慶龍認為可能因為當時寫給同事之紙條上，含有批判政府的言詞，放在桌上被學生發現後，遭學生告密，加上偶爾和同事們討論三民主義之類的政治話題，因而被國民政府關注，最後與廖學銳、張如松、郭錕銘等人一同入獄。
被捕後的鄭慶龍，遭受不人道的拷問、嚴刑逼供。國民黨黨務機構運用使人精神疲勞的手段、擴大解釋被捕者的言詞、塑造偽證並刻意虛構被捕者的犯罪跡相。1949 年 5 月，鄭慶龍被關進東本寺後，直到 12 月才轉至青島東路軍法處。軍法處期間內，隨時可能被槍斃的恐懼籠罩著等待判決的鄭慶龍，軍人監獄空間的孤立、苦悶，更加劇精神上的折磨。
鄭慶龍最終獲判五年，撿回一命，1951年被送到火燒島（綠島）。
鄭慶龍等政治犯們，在荷槍實彈的「護衛」下抵達火燒島。上岸後，眾人被分為三大大隊，第三大隊為國民黨俘虜之共軍，第一大隊與第二大隊不許和第三大隊交談。在火燒島的日子，鄭慶龍除了勞動外也參加樂隊，由於樂隊排練的需求，勞動時間得以縮減些許。
＃獄外的不自由
當鄭慶龍從火燒島調回新店後，很快地也找到保證人。1953年6月12日，刑期延後16天終於重見天日，但出獄後的鄭慶龍並未感受到真正地「自由」。因前科之故，鄭慶龍在工作上飽受挫折，而國民黨特務如影隨形的跟蹤和監視，亦使他錯失出國工作培訓之機會，黨國種種行徑皆使他難以自由的呼吸。
對此，鄭慶隆不滿地回應道：「你們不放心我，乾脆把我放回去，反正兩邊處境都差不多，我都無所謂。」。即使出獄，鄭慶龍仍然被國民黨政府和其底下的機構針對，屢次妨害鄭慶龍之自由。直至1986年年底，警察的定期拜訪和特務跟監才得以解除。而出國申請則從1961年開始，歷經11年，至1972年才得到批准。
退休後的鄭慶龍，具備日語、英文能力，又有行銷方面之經歷，因此受數家外商公司延攬成為培訓顧問，直至鄭慶龍75歲時才真正卸下所有職務。不變的是與郭錕銘等人保持聯繫，在政治受難者聚會時一起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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